黎永刚的博客

最近，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茅教授多年来为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鼓与呼，获奖可算是实至名归。但茅教授的不少言论却被人不断误解，以至于作为无名后辈的我，认为有必要站出来为茅教授辩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的文章《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薛涌在当中写到“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从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根本未能理解茅于轼教授的说话。

　　薛涌在这篇文章里集中批判了“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句话，在最后更说出了“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但薛教授到底是从哪里看出茅教授这段话的意思是劳动不重要，劳动不值得尊重呢？“未必”这个中文词语的意思是“不一定”而不是“不会”，即这段话茅教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不一定”。薛涌这位美国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却理解成为“（只有）交换（才能）创造财富，（而）劳动则不会（创造财富）”，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在美国大学教学是不需要用到中文的吧？对于一位历史系副教授，他的中文理解能力真的不能有所期待。

　　要证明劳动未必能创造财富这个观点，不需要证明劳动不会创造财富，只需要证明人们的某些劳动确实并不会创造财富，这就是“未必”这个词的含义。某些劳动不会创造财富，在现实世界中很容易找到实例。最极端的是战争，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没有理由认为双

广州的LPG公交经过近八年的风风雨雨，最近又再成为城中焦点。广州环保部门近日宣布广州公交车、出租车将逐步用LNG（液化天然气）代替LPG（液化石油气）。LPG即将退出广州的舞台，但关于LPG的争议却从未平息。

广州市政府当初推广LPG时，在业界和社会中就曾引起强烈的争议和质疑，关注点无非是LPG本身是否是清洁能源，LPG是否应该强制推广，推广LPG的费用由谁来承担。新福利巴士公司由于抵制LPG公交，结果被迫退出广州公交市场。广州公交行业由于上马LPG而导致由微利变成全行业亏损，最终在亚运前政府更将公交行业全面国有化。

现在政府又在探讨推广LNG的可能性，但殷鉴不远，如果我们不清楚LPG失败的原因是怎样造成的，自然就不会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也就不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经济学家佛利民曾经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政府推广LPG公交，就是属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结果如何在推广之时应该就能想象得到。你不能寄望于一群权、责、利分离的官员有足够的动力去办好百姓的事情。官员有权推广某种清洁能源，但如果他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他会因此而承担责任吗？如果不能问责，又怎可以寄望官员会审慎考虑呢？如果这个决策是涉及官员的个人利益时，那么悲剧的发生就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了。广州近9成的LPG供应由某间公司提供，这间公司与当初强力推行LPG的官员有何关系，大家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联想。

今天来说一说常识。什么是常识？一加一等于二是常识；普通人用力将足球往天上踢，足球最终都会掉落到地面上也是常识。但有些本应该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却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比如说：谁最关心学生的安全问题？官员？媒体？还是学生的父母？

新快报的深度周刊报道了广州市南沙区“未来之星”幼儿园失败的“校车实验”。该幼儿园的园长冯淑英出资购买正规校车以接载学生，但学生家长对此并不买账。由于大型校车并不能通过乡间的狭窄小路，家长必须将幼儿送到三公里远的上车点才能坐上校车，结果就是这个校车改革是彻底失败的，该幼儿园的学生人数从去年的150多人下降到今年2月1日仅有30多人。

对此，冯园长极不理解，她首先反复规劝家长“你十月怀胎，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难道还不肯为了孩子的安全，每天多走几步，去接送孩子吗？”再后来就直接将责任归咎于现在还在继续使用野鸡校车的幼儿园，“其它幼儿园的野鸡车都把生源抢走了。”冯淑英有点可惜又愤愤地说。最后，她直接向媒体举报其他还在使用野鸡校车的幼儿园，她自爆自己使用野鸡车的经历给电视台，她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已经使用了正规校车，其它幼儿园也必须淘汰野鸡校车，使用正规校车。”

学生的上学安全应该受到关注，但请我们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面，常识告诉我们，对这些学生的安全最紧张的人是谁？是这位热心教学的冯园长？是与学生毫无血缘关系的教育官员？是一腔热血的媒体？还是与这些学生骨肉相连的他们的亲生父母？

选择野鸡车而放弃正规校车，这是学生父母的选择，原因也在报道中明确说出来了。在冯园长口中的“每天多走几步去接送孩子”，实际上的情况却是

昨天（2月28日）开始，广州市新增加一千辆高峰期出租车投入营运，对此南都早茶栏目发表了陈扬的评论文章：橙色。其内容大概就是广州市的打车难和道路拥堵问题是由于广州的不设防政策导致了广州人太多，橙色就是一个警告信号。对此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广州的进城灯是绿色，广州应该永远不设防。

关于高峰期出租车投入营运是否能缓解打车难问题，是否加剧道路拥堵，是否降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并不在此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只想论证广州市的人口远未达到“爆棚”的地步，广州的不设防政策对广州原住民来说也只会有益而无害。珠三角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珠三角足够容纳上亿人在此成长和奋斗。上亿的人口规模的都市圈，想想都会令人兴奋得睡不着觉。

广州的道路拥堵既可以认为是广州的车辆太多（从而引申到是广州的人太多），但也可以看成是广州的道路太少的结果。不单是广州的道路太少，而且广州城区的面积也是太少，广州的中心城区面积完全可以扩大十倍甚至以上。看看地图，广州市号称十区二市，但市中心仍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那么大的面积。近三十年来，人口增长数倍但市中心的面积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结果肯定就是市中心区域人口的过度拥挤。想想，如果将比现在的市中心还要大的几个大郊区都建设成繁华的市中心，将从化和增城都建设成现代化的大都市，就算广州市的常住人口再增加一倍，区区三千万人口算多吗？广州的未来在于东部大开发，在于东进。广州的未来在于发展而非画地为牢。

广州的不设防不单是政府政策，更是广州市民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意愿。假设最开始广州并没有一个外地人在此居住并工作，现在有一名外地人想移民到广州生活和工作。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家长们共同的心愿。近年来各地均兴起一股国学风，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早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在此基础上，各地均出现由私人机构开办的国学班。但由于这些国学班不能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往往只能“非法办学”。广州市的“明德堂”就是一例。

新快报在本月10日和11日连续报道了“明德堂”违规办学的新闻，但当天河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上门执法，宣布要禁止这间私塾继续经营的时候，在场的家长们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天河区教育局在随后“经研究决定，鉴于“明德堂”未取得办学许可审批，为保护在学儿童的安全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明德堂”的举办者依法做出“限期改正”的行政处罚，发放《限期改正通知书》，整改期为三个月，此期间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为保护在学儿童的安全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看起来教育局真的是儿童权利的保护者。但请认真思考一下，最关心儿童的成长和未来前途的人是谁？是他们的父母，还是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教育官员？答案应该不难得出。

家长是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即社会上都普遍认为由家长来抚育他们的孩子是对孩子们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或者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还接受国学教育是误人子弟，这个其实可以分开另文讨论。但在教育局给媒体的通告中清楚说明其“将于今年全面启动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工程。在天河区学校、幼儿园就读的儿童都可以接受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简言之，关闭“明德堂”的理由不是由于他们教授“误人子弟的”国学文化，而是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展办学，与公办学校进行竞争？有罪！

父母是孩子们的监护人，而不是老师，不是国家。这监护权当然应该包括让自

一个小女孩的命运，再次牵动全城媒体和市民的神经。上周六，几乎是全城媒体都参与了为救助白血病重症儿童小碧心而举行的“爱从头开始，十万火急救碧心”的大型义剪活动。这次活动成功地募集到小碧心所需要的所有医疗费用，小碧心的生命有望在全体市民的关爱中得到延续。小碧心是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全城媒体和市民的关注，但并不是每位重症患童都能如此幸运。在义剪活动现场，就有位父亲因为想起自己的女儿由于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和救助而离世，触景伤情，放声大哭。

媒体人在这次活动中空前团结，而且他们也在反思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到更多类似小碧心的这些重症患者，他们想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是：重大疾病保障制度政府不能缺席。小碧心因为幸运而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寄望下一位病童能得到同样的幸运。但将小碧心们的命运寄托在官员管理的重大疾病保障制度上，我们就能放心吗？正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下一个小碧心同样因为幸运才能得到救助，所以我们不能将重大疾病保障的责任交托到官员手中。

近一年来广州分别发生了跪爬母亲和小碧心这两次病童家庭向社会求助事件，而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最后都有一个令大家高兴的结局，不是由于他们都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而是我们市民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就向他们捐助了足够病童继续治疗的款项。在跪爬母亲事件中，短短三天时间就筹集了近三十万善款。这个时候政府在哪里？官员又在哪里？可能正在打酱油吧。政府对医疗保障的投入少？错，政府对医疗保障的投入绝对不少，只是这些投入当中的近八成是由官员来享受。看看各地的六星级豪华干部病房，看看各地的公费医疗费用报销，你能说政府吝惜于对医疗的投入吗？政府只是吝惜于面对普通群众的医疗投入。那么同样是这个政府，同样是这些官员，如果由他们建立了重大疾病保障机制，他们首先保障的对象会是谁？

近年来民办幼儿园收费不断上涨，媒体报道其学杂费用甚至高过大学学费，令到广大家长叫苦不断。在此情况下，广州市机关幼儿园每年均享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这消息更是刺激家长和媒体敏感的神经。

据报道，能获得政府巨额补贴的十间机关幼儿园前三年的补贴数额分别为2009年4802.02万元，2010年5115.97万元，2011年5754.44万元。而在媒体和公众的不断炮轰下，今年的政府预算补贴金额继续上涨为7524.21万元。

纵观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和评论，着眼点均在“不公”身上。比如华南理工大学的周云教授评论到：“教育事业利国利民，投入再多也不过分。……（但）学前教育资源应当均衡化。至于如何均衡化，我倒是不赞成“损有余而补不足”，既然机关幼儿园的高投入保证了高质量，那就应当把这个投入当成一个标杆，让其他幼儿园“见贤思齐”。”而南方民间智库成员南方浪则在微博上向广州市教育局长发问“2012的梦想，孩子能公平享受政府提供的阳光教育吗？我孩子的幼儿园也想象机关幼儿园一样享受财政补贴，广州的孩子能享受平等教育资源的权力吗？”而今年又有人大代表呼吁广州应该实施高中三年义务教育，“以广州市现在的经济实力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费用。”

以上这些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呼吁政府应该怎样花钱，但钱从何来却从来不曾提及。特别是，当这些人指导政府花钱的时候，是否有考虑过负责出钱埋单的纳税人的意见和感受呢？这些言论，看似慷慨激昂，看似忧国忧民，在我看来实质上只不过是强盗内部由于分赃不均而产生内哄的一场闹剧。

对，要纳税人每年花费数千万为公务员的子女提供优质的幼儿教育服务的

何谓公益性，在此我对其所下的定义是：消费者能用最低廉的价格得到最好的商品和服务。

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协委员韩志鹏一条关于广州市越秀区所有肉菜市场都将私有化的微博引来网友和媒体的热议。网友和媒体均担心肉菜市场私有化后大幅提高租金是否会导致肉菜价格的上涨。韩志鹏委员和知名媒体人陈扬均表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不管拍卖也罢、招标也好，菜市场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完全开放给市场、政府不加干预是不行的。”

私有化肉菜市场真的会造成肉菜价格上涨的后果？韩委员和陈SIR表示，私人经营者是要赚钱的，所以他们不会理会档主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而涨价，最终会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因为市场只知道赚钱，而民生不是市场的义务。”不需要怀疑私人经营者经营肉菜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但私人经营者需要怎样做才能赚取利润呢？用枪威逼消费者购买他的天价商品？还是订立一个高租金然后天天“拍乌蝇”门可罗雀来赚钱？市场交易是自愿的，即私人经营者如果要赚取利润，他就要为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市场的逻辑，与政府的逻辑恰恰相反。市场的逻辑是想要收入高，先要服务好；政府的逻辑是想要服务好，先要收入高。私人经营者通过拍卖取得经营权，那么他们想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话就要保证肉菜市场能够客似云来、货如轮转。肉菜市场生意兴旺，自然吸引更多的档主前来租赁档口，肉菜市场的经营者才能够在租金收入中弥补成本和获取利润。这样，肉菜市场经营者的利益是与消费者的利益高度一致的：如果肉菜市场经营不善，消费者用脚投票，经营者的利润就会下降甚至亏损。

广州市肉菜协会副会长“邓永华同时提醒肉菜市场

一条惠普128M内存条的价格是多少，市场上普通的要300元，原装同型号的要600元左右，但如果这条内存条是要进官门的呢？那就可谓一进官门升价十倍，要6247元了。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的打印机内存条，价格就是高达6247元。天价内存条并不是孤例，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为突击花钱，花3000万元购买市价1500万元的商品，抚顺市财政局购买2398元的U盘等等，这些例子数不胜数。

媒体觉得这是政府采购“钱多人傻”的表现。政府钱多是真，但官员却不会是人傻，官员是很精明地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只不过不是按纳税人所设想的那样将钱花在刀刃上。花钱办事有四种方式：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在这四种花钱方式中，第一种方式的效率最高，第四种方式的效率最低，而这恰恰就是政府花钱办事的方式：用纳税人的钱办纳税人的事。花别人的钱，有必要精打细算吗？反而是如果当年的预算用不完既会得罪预算编制部门，同时下年的部门经费预算又会被缩减。办别人的事，有必要尽心尽力吗？出了问题又不需要由自己来负责。政府集中采购，独立审计就可以监督官员的行为？数年前广州市就发生了政府采购中心的集体贪污窝案。政府采购中心早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因为那里有权力，那里就会有腐败。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政府是（或者应该是）完全没有私心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但事实上政府这个机构并不是由天使和圣人来组成的，组成政府的这些官员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自私自利之心，在他们心中，为自己服务必定高于为人民服务。要想政府为我们办事，我们必

近年来内地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不断，人们将食品安全寄希望于政府能严格监管和制定高水平的食品卫生国家标准。而今年先后出台的乳制品和速冻食品的新国家标准均由于标准下降而遭到广泛的质疑。今年7月3日，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称，中国生奶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除了细菌总数、蛋白质含量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对抗生素、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甚至都不做要求”。此前广州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也曾称国内奶业标准过低。

人们的意识普遍认为：如果政府不制定食品行业的高标准，国内的食品安全将永远得不到保证。他们以为行业标准是最高标准而不是最低标准，他们认为企业没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包括卫生标准）的激励。而人们普遍忽视的事实是，食品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令行业标准不断提高并且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知情权。

比如现在国内的奶制品行业，由于存在两种生产方法（巴氏消毒法和超高温消毒法）而形成两大生产企业阵型，当新的奶制品国家标准制定出来时，广东乳品协会的会长公开宣称广东牛奶的标准就是比国标要好。这客观上在市场形成了两个标准的较量，广东牛奶标准和国家牛奶标准在市场上的竞争。因为这两个标准的生产厂家均有动力向消费者证明自己的标准才是最好的和对方标准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所以竞争双方的互相揭短就保证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企业并没有足够的权力阻止媒体对其不利的消息的报道，所以媒体和企业间的互相监督能得到保证，甚至市场上会产生独立的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那些认为只有官员才能做到公正第三方的人们，可能早已忘记在三聚氰铵事件中当地政府所扮演的并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又有哪一次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不是首先由媒体所揭发出来呢？

今年广州市先后有两个价格听证会最受市民关注，一个是已经举行而且闹得满城风雨的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另一个就是即将举行的停车收费听证会。新闻报道，广州市从明年开始将推进停车收费标准差别化政策，从而达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据了解，目前广州市物价局正在紧锣密鼓调研中，可能提高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不过这之前要召开一场听证会。

政府的目的是企图利用价格杠杆达到缓解交通拥堵，但正如在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上我们最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租车行业必须要由政府实施行政管制，我们在停车收费听证会上最应该问的问题就是：政府有何权利和用什么理由来干预停车场的收费政策？

如果停车场是属于私人物业，那么政府规定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其实已经是在侵犯停车场业主的私有产权，政府其实已经违反《物权法》。假设一个车位有车主愿意用1000元来承租，那么停车场业主本应该有每月1000元的收入，但如果政府规定了此停车位每月的租金最高只能为800元，则停车场业主每月200元的收入由于政府的干预而遭到损失。

政府是否应该建设和经营停车场？由政府来投资增加停车位，而且费用一定要是比较低廉的，甚至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用谁的钱来建设和经营停车位呢？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有责任为车主建设费用低廉甚至是免费的停车位？相信这理由并不能服众，而且停车位绝对不属于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所谓“公共物品”。如果仅仅是因为车主众多而就要将停车位归入“公共物品”的范畴要求政府负责提供是可笑而且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这是以牺牲广大非车主的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

停车收费不容政府干预，而且正是由于政府

市社科院近日发布《广州市农村基层选举“贿选”问题研究》调查报告，认为广州农村基层选举中，贿选现象较为普遍，而“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使得贿选问题目前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农村基层直接选举，是内地仅有的少数直选试点之一，但却被贿选问题所一直困扰。怎样遏制贿选，社科院报告给出的方法是“完善制度，鼓励和规范候选人进行公开竞选，同时，建立对于贿选问题的外部监督机制。”

防治贿选，首先应该问的问题是候选人为什么要贿选？问题可能问得很低级，但它的答案却是贿选问题累禁不绝的原因。候选人之所以愿意拿上百万进行贿选，是因为他当选后就可以得到比贿选资金更多的收益。在农村中实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而在珠三角一带的近效农村和城中村早已将原先集体所有的农田填平变成工业区出租给企业建成一幢幢厂房，村集体凭此每年都能享有不菲的土地出租收入。但正如国有等于官有，村集体所有其实就是村领导所有，即村长所有。村长及其属下的各生产社的社长拥有出租土地的审批权力，自然就可以从租金收入中谋利，这甚至是属于公开的秘密。而农村中不断出现的土地征收冲突问题也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关，村民应该得到的征地补偿款多数落到村领导集体的口袋中。

桌面上有一块蛋糕，而地面有数只老鼠对此虎视眈眈。怎样防止蛋糕被老鼠偷吃？社科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安装数个摄像头对老鼠进行24小时监视，鼓励和规范老鼠各自约束自身的行为。但为何我们不想想，如果将蛋糕拿走，老鼠不是偷无可偷吗？将蛋糕拿走，自然就不再需要担心老鼠再会偷吃蛋糕了吗？怎样将村集体财产这大蛋糕拿走？既然村集体财产是属于村民集体所有

广州市政府打算在下个月召开听证会听证是否增加投放1000辆出租车在高峰期内行驶以缓解高峰期间打车难的问题，但某起突发事件的出现可能会令这个计划告吹。10月6日厦门市发生出租车停运事件，三家民营出租车公司部分司机因反映出租车租金高、营运收益低等问题，未与公司达成协议，部分出租车停运，还出现部分正常运营的出租车车窗玻璃被砸事件。而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据说正是厦门市政府打算新增1000辆出租车。

出租车行业已成为城市的火药桶，近年在各地均发生群体性的出租车停运事件，而且都出现暴力事件导致当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各地出租车司机的罢运原因，不外乎都是承包费太贵，油价太高以致收入太低。

出租车司机停运的理由或许可以理解，但在停运过程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必须受到舆论上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在各地的停运事件中，都出现了打砸正常营运的出租车和殴打正常营运的出租车司机的严重暴力事件。据媒体报道，这次厦门出租车停运事件中，停运司机砸烂照常营业的出租车，甚至殴打司机，混乱中至少有60辆车遭到砸坏。出租车司机有不上班休息的权利，但他并无权阻止其他愿意上班的司机继续营运，因为这是其他司机的权利。你的出租车是你的财产，但别人的出租车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财产，所以打砸别人的出租车是属于暴力毁坏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殴打司机则无可辩驳地是属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法律必须给予严惩，政府必须保障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到保护。

出租车司机诉求更高的收入是合理的，但出租车司机却不能要求以牺牲他人的合法权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权利的界限就是自由的边界。但很可惜，出

福布斯杂志上月公布了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荣登第二。《人民日报》近日再次刊文报道财政支出方向。财政部负责人称，去年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近6万亿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2/3。正如媒体人所说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政府今年的税收收入预算有10万亿元，而媒体报道预测将达13万亿元，平均每位中国人都有幸负担1万元的税负。多不多，多矣，多矣。无论这10万亿元中有多少是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中国人所承受的税负都不是世界第二而应该是世界第一。

中国的三公消费有多少？数年前新闻报道的数据是1万亿元，但这几年来政府的开支都在迅猛增长，说现在的三公消费达2万亿元应该不能算是高估之数。但这三公消费能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看出来吗？难道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有一项支出为“三公消费支出”？这三公消费必然是隐藏在其他支出之中，比如所谓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

曾有一张餐馆小票图片在微博中被疯狂转载，这张小票是几位公务员一餐午饭的账单，金额不多，仅仅12万而已。这12万元当然不会是公务员自己掏腰包，那么他们将如何报销？如果这些公务员隶属于教育局，这12万是否会计入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如果这些公务员隶属于卫生局，这12万是否会计入政府卫生医疗经费支出？如果这些公务员隶属于民政局，这12万是否会计入政府扶贫经费支出？所谓公共财政支出2/3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相就是有相当部分是被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公务员所瓜分。

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官员、公务员和普通人一样有私心，所以在没有制度保障下先将我们的财富交由官员支配，接着期望官员能善用这些

尊敬的人类，尊敬的人类政府，以下是一封我们猫狗同胞协会致人类和人类政府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猫狗族和人族的友谊万古长存，我们是这个地球的共同主人。但人族屡次侵犯猫狗族同胞的利益甚至残害其生命，这已激起包括人族在内的各种族同胞的强烈愤慨。依法保护猫狗族权益的呼声在人族社会也日益高涨。我们猫狗同胞期望人族政府制定相关保护小动物的法律并得到有效执行。

我们猫狗同胞一致认为人族为保护小动物而制定的法律应体现如下原则：

1.       地位平等原则：人族社会应该承认猫狗族和人族一样是万物之灵，是这个星球共同的主人。猫狗族应该拥有和人族一样的权利。猫狗族与人族是平等而不是宠物与主人的关系。

2.       生命权的保护：在人族社会中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而杀人者死是人族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每天有数以万计的猫狗同胞因为人族的原因而死于非命，成为人族的盘中餐、口中肉。我们要求人族社会正视猫狗生命权和人族生命权一样重要这铁一般的事实，并制定法律严惩杀害猫狗族同胞的人族败类，以体现“一命换一命”原则。

3.       独立权：猫狗族是拥有独立猫身和狗身自由权的个体。猫狗族与人族互不从属，人族不得违背猫狗族的意愿而侵犯猫身狗身权。人族不得进行拘禁、捆绑等一切限制猫狗族自由权的行为，更必须严禁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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